戶均稅負已超5萬元

財政學家高培勇近日在財政主題演講中提到我國隱性稅制特點。稅收的90%是通過企業開征的，但這個稅負最后是向消費者和股東轉移的。企業不是納稅主體，而是政府征稅的載體。

除了增值稅、所得稅等各種稅收負擔外，企業和個人還須交納五險一金，比例高達工資成本的40%~45%。企業產品銷價因產能過剩和外需收縮而不斷下降，相比較，政府稅率沒減，引入電子信息技術后征稅效率卻提高了不少，另外營業稅轉增值稅實際上還給不少行業增加稅收負擔。企業普遍經營困難，步履維艱，難以為繼。減稅已經刻不容緩，否則實業坍塌，系統性風險將難以控制。

另外，高培勇提到人均稅負已達1.5萬，戶均稅負已近5萬。我查了國家統計局的相關數據，2017年公共預算收入中的稅收是14.436萬億，如果考慮企業交納的五險一金即社會基金收入約為6萬多億元，這兩項合計約為20.6萬億。如果由13.8億人口平攤，人均接近1.5萬元。戶均人數為3.02人，戶均4.5萬元。如果再考慮政府土地批租等方式獲得基金賬戶收入6萬余億。總額約為27萬億元，戶均正好是5.9萬元。可見，不管是從企業角度，還是從家庭角度來看，稅負都是過高了。

為什么要減稅?降稅很有可能不會減少政府稅收收入。這是拉弗曲線考訴我們的一種可能性。因為，政府稅收的規模不僅取決于稅率，而取決于經濟活動水平決定的稅源。不減稅，家庭消費和企業的投資和經營活動都沒法穩步增長，企業經濟活動萎縮，將導致稅源收縮。反之，減稅促進民間投資和消費，經濟更健康和可持續，稅源的增長可以抵消稅率下降對政府稅收的不利影響而有余。目前可以判斷的是稅負已經過高，企業已經不堪負擔了。如此，沒人愿意做實業，經濟增長減緩，稅源流失，資本也可能套現并出走。

所以，減稅對經濟轉型和可持續發展已成必需，并已到了非常迫切時刻。

政府收入花到哪里去了?

政府收入包括稅收和土地批租收入花哪里去了?歸納一下大概三類：吃飯、投資、支撐行政管制需要。

行政管制對市場經濟發展是一種制度交易成本。政府征了稅，又去給企業發展制造更多麻煩。企業做投資做業務要蓋更多章，要跑很多部門。相比較在防范商業欺詐和機會主義，保護消費者和投資者合法權宜，維護市場秩序方面卻做得很不到位。

轉變政府職能提到議事日程

政府需要從一直以來的促增長、保增長轉到有效提供公共服務。這要求推進財政改革。兩個重點：一是財政要透明，收了多少錢，花了多少錢，花到哪里了?要清晰，要公開。二是達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財政本義。用之于民就是提供公共服務。取之于民并有效率地用之于民，那么政府征稅就有了堅實的合法性基礎。百姓的納稅意愿才能得到有效的提升。政府原來靠投資拉動GDP增長，未來要靠提供有效率的公共服務來體現政府的社會價值，彌補市場的不足。

減稅與政府職能轉換，如何齊頭并進?減稅需要減少支出，否則無法平衡。另外，在經濟轉型攻堅期，顯然也需要負債以支持有效率的公共服務供給。

培養百姓的納稅人意識。我們在購買商品都已繳稅，但是大多數人都不清楚，對政府財政收支和公共服務供給關注不多。政府的事似乎與我們家庭無關。其實在高稅負背景下，企業以次充好，導致產品質量低劣，很可能就是產能過剩背景下稅負轉嫁的新形式。

因此，個人所得稅最重要的仍然是稅率，稅率分檔要簡單。現在有七檔，其實三檔就夠了，低檔稅率低一些，主要要培育大家納稅人意識，高檔稅率要有國際競爭力，便于吸引人才。

近期有不少企業家比如遠東控股集團創始人蔣錫培建議政府必須下決心降低企業的稅費負擔，引起了熱議，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企業的稅負問題。企業所得稅率現在是25%，美國這次降稅由原來的30%調到20%了。我們也應該調到20%左右，高新技術企業也相應地下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