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網信辦、國家文物局等部門舉辦的“何以中國·向海泉州”網絡主題活動演講視頻在網上廣泛傳播，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館長丁毓玲以“梯航萬國 兼收并蓄”為主題，向全球觀眾講述泉州的海上貿易故事。

泉州在歷史長河中，既是中華大陸文明的傳承者，又是中華海洋文明和世界海洋文明的開拓者，同時也是世界海洋文明交流的和平使者。作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城市，它在中國和世界海洋文明的形成、發展和交流中作出了重大貢獻。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和互聯網的飛速發展，海外代購已經成為許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鮮有人知的是，如今流行的海外代購，宋元時的泉州早已在世界獨占鰲頭。

來自海外的貨物被人們或肩挑膀扛，或用小推車送到城中，一片歡樂的“迎蕃貨”場景。(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貨物運達泉州。圖為泉州海絲唐卡長卷重現刺桐古港“漲海聲中萬國商”的繁榮景象。

陳列于泉州開元寺“泉州灣古船陳列館”的宋代古沉船，見證了古代中國的航海歷史。

宋元時期泉州海外交通圖(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市井十洲人 不少“跑代購”

古代中國與海外市場進行聯系的方式有兩種，即外國商人停靠中國港口行商和中國商人前往國外貿易，前者帶有納貢的性質，而后者則與今天的海外代購極為相似。

泉州是我國著名的海港城市，從南朝就開始與外國海上往來，唐代許多外國人來泉州經商，刺桐港逐漸繁盛。

兩宋時期，泉州貿易商經常搭載前往海外的船舶開展貿易，幫助本土商家和消費者購買異域奇珍異寶，進而牟取高額利益。以高麗和日本為例，有史記載的首次到達高麗宮廷的中國商人，是1017年泉州人林仁輔帶領的一支由40人組成的商隊。在11世紀上半葉，宋朝商人往來高麗十分頻繁，至少平均每兩年有一次商旅記載，還有許多可能沒有記載。在日本的史料中，也可以找到類似的商貿活動記錄，而這些商人中泉州人占多數。

1974年，在泉州灣的外港“后渚”，挖掘出了一艘南宋福船殘骸，在船身里發現96根木簽，其中72根上刻有清晰可辨的漢字，這些木簽貼在貨物上，用來標明船上貨物的主人。這艘南宋福船現如今是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的鎮館之寶，館長丁毓玲介紹：“現在流行的海外代購，宋元時的泉州早就有了，船主裝完貨，就把空閑的艙位交給船員，讓船員自己帶貨買賣，以抵工錢。”

這些木簽貼在貨物上，用來標明貨物的主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根據木制標簽，貨物的主人可分為五類：皇族宗親、南外宗正司(管理皇族宗室事務的機構)、職業頭銜(包括為皇族宗親工作的領薪經理人、南外宗正司的官員、船員)、乘客、商標(表示某些已經形成的商業品牌)。這些標簽表明，不管是以官方的名義還是以個人身份，當時皇族宗親都積極參與海外貿易，同時允許其他商人成為“搭載商”并開展貿易。

買家多豪客 奇珍聚刺桐

兩宋時期的刺桐港帆檣林立、商賈云集，從海外進口的貨物品類眾多、內容齊全，以動物、植物、物產等非加工品為主，總數達到了三百三十種。北宋永春知縣江公望就曾對刺桐港的繁盛和進口品的珍奇作了生動的描述：“船通他國，風順便食息行數百里，珍珠、玳瑁、犀象、齒角、丹砂水銀、沉檀等香，稀奇難得之寶，其至如委。巨商大賈，摩肩接足，相刃于道。”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南宋初期數百名皇族宗親成員陸續定居泉州、福州，皇室、達官貴人和商賈對奢侈品，特別是香料、珠寶的需求量愈來愈大。異域珍貴的香料、寶石、藥物等貨物大多數從泉州轉運到內陸，在“后渚”南宋福船殘骸中，伴隨海船出土的最大宗物品就是香料，包括乳香、沉香、檀香、龍涎香、胡椒等，都是當時利潤極高的舶來品。

宋元時期，皇室、達官貴人和商賈對奢侈品，特別是異域香料、珠寶的需求量愈來愈大。(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宋代進口的香料，主要來自大食、渤泥、三佛齊、阇婆、真臘、占城等國家或地區，經由刺桐港進入中國的香料品種多、數量大、用途廣。而到元朝時，香料更是風靡泉州城。釋宗泐詩云：“泉南佛國天下少，滿城香氣栴檀繞。纏頭赤腳半蕃商，大舶高檣多海寶。”

馬可·波羅也在游記中描述道：“如果有一艘載胡椒的船去埃及的亞歷山大或地中海其他港口的話，那么，必有一百艘來到刺桐港。”驚人的胡椒進口數量也反映了當時刺桐港的繁盛。

宋元時期進口珠寶，有的是朝廷用于饋贈外國使節和臣下的禮品，有的作為統治階級的奢侈品，有的作為宗教活動的象征，也有一部分作為藥用品。

宋代泉州富商夫人以戴珠寶為尊貴，意大利旅行家雅各·德安科納說：“這些富商每次設宴招待客人，夫人們都裝扮得特別漂亮，頭上戴的冠有許多的珠寶，讓人覺得他們是貴族，而不是新近才富起來的暴發戶。”元朝詩人貢師泰描述當時的泉州是“滿市珠璣醉歌舞，幾人為爾竟沈酣”。

“海淘”產業化 利大風險高

宋元時期海上對外貿易主要以官方形式進行，在政府的組織下開展。隨著海洋商貿的不斷發展，分散的模式使更多資金較少的商人也有了參與海上貿易的機會。

私人貿易主體方面，參與海外貿易的泉州商人涉及各個階層。其經營形態分為五種：獨資經營，合伙、合股經營，借高利貸經營，委托經營，以艙代薪。

這些單干的小商人結成航海商團，受一個舶主(船長)的領導，各自支付一定的費用，以占據船上的部分空間，成為上文中提到的“搭載商”。他們盡量攜帶最大數量的商品，堆積在屬于自己的空間之內。而遠航的船舶需要大量水手船員，為了節省薪水開支，船長通過在船上劃定空余艙位，給這些隨船的船員水手去經營賺取費用，即“以艙代薪”。

三佛齊，古國名，主要位于今天的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東部地區。因為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號令周邊眾多政權的宗主國地位，它主導著南海貿易和印度洋商品轉運，是宋代泉州重要的貿易伙伴。據葉廷珪所著《南蕃香錄》記載：“大食以舟載易他貨于三佛齊，故香常聚于三佛齊。三佛齊每年以大舶至廣與泉，番商貿易至，舶司視香之多少為殿最。而香之為品十有三。”

泉州海外貿易商人抓住三佛齊秩序穩定的契機，將中國的絲綢、外貿瓷等商品運往東南亞各國，出售給當地購買者獲取資金。然后他們將這部分資金用于購買當時在中國價比黃金的香料和各色珠寶，等順利將貨品運載回國后，再將這些稀缺品高價賣給有消費能力的權貴階級。

雖然當時海外貿易的成本高、周期長、風險不低，但高額的回報率還是吸引了不少商人投資。據估計，南宋中后期每艘從泉州出海的出航船只貨物的總價值大約為10000貫錢，每艘進港船只為70000貫錢。除去關稅、官方購買、賒購利息、經營成本等，凈利潤率大約為250%。

商海弄潮人 愛拼才會贏

千年以來，閩南本土的海洋文化種族基礎與海外前來的重商民族互相融合，互相激勵，使得閩南海洋文化性質不斷加強，在族群性格方面反映為人們的重商觀念和開拓精神。

在唐宋元明清各朝各代各種錯綜復雜的環境中，泉州人的重商精神都有頑強的體現。他們借助海上絲綢之路和世界市場的形成，將此前貧瘠的山海地貌轉化為發展商品經濟的最佳舞臺，有效地實現了與國際國內市場的對接，帶動了地方經濟的飛躍式進步。

在改革開放后，素有重商和冒險進取精神的泉州人立即脫穎而出，在市場經濟的海洋中如魚得水，取得了驕人的成績。

歷史上，泉州人不懼風浪下南洋，在異國他鄉求生存、謀發展，一些人融入當地社會，并回饋住在國。在古代，自強不息的泉籍華僑華人為“海上絲綢之路”貿易作出貢獻，而在近現代，以菲律賓“木材大王”李清泉(晉江人)、新馬“橡膠大王”陳嘉庚(同安人，時屬泉州管轄)為代表的開拓進取的泉籍華僑華人也為促進住在國社會進步與發展作出貢獻。

隨著社會發展，如今大部分泉籍華僑華人已融入住在國社會，但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后，聚居于“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泉籍華僑華人，利用其廣闊的商業網絡，推動“一帶一路”行穩致遠。

刺桐城鼎盛時期所形成的全民皆商的進取精神和商業基因，也融入后世的文化血液，成為今日“敢為天下先”“愛拼才會贏”晉江精神的文化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