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民勸“閻王”

1937年，“七七事變”后，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然而，國民黨卻仍在不斷制造各種事端，企圖削弱共產黨的力量。

當時正值蔣介石“八大金剛”之一錢大鈞的侄兒——有“錢閻王”之稱的錢東亮，率軍駐防福建。錢東亮時任國民黨第八十師少將副師長兼第二三九旅旅長，其旅部就設在泉州。由于手握重兵，錢東亮在泉州橫行霸道，魚肉鄉民，百姓敢怒不敢言。1937年11月，國民黨有意分化紅軍組織，通過談判將閩中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黨軍第八十師特務大隊(亦稱獨立大隊，由閩中工委書記劉突軍擔任大隊長)，迫使其調離莆田根據地。后來更是找借口令這支部隊進駐泉州承天寺，置于錢東亮的嚴密監控下。

“錢閻王”向來嗜殺成性，劉突軍為帶領隊伍脫離魔爪，盡早趕赴抗日前線，于1938年3月10日，至福州聯絡入編新四軍事宜，途中卻被錢東亮派人秘密殺害了。3月11日，錢東亮下令包圍泉州承天寺，強行收繳獨立大隊(即閩中紅軍游擊隊)武器，扣押全體指戰員留待“法辦”。這就是臭名昭著的“泉州事件”。

鮮為人知的是，“泉州事件”爆發前后，弘一法師正駐錫泉州承天寺。1938年3月2日至11日，也是時局最緊張的階段，弘一法師就在寺內為大眾宣講《普賢行愿品》。寺院中既駐扎著共產黨領導的獨立大隊，又駐錫有近代著名愛國高僧弘一法師，大家和睦共處，似將風雨關于寺門之外。相比之下，寺外國民黨軍錢東亮部卻經常無端制造摩擦，嫁禍于特務大隊，種種惡行可謂大失民心。

1938年12月下旬，錢東亮突然點名要會一會剛從漳州弘法歸來的弘一法師。彼時泉州承天寺常住惶恐不已，但畏于“錢閻王”的淫威，只好向弘一法師如實相告。沒想到一向不與政府打交道的弘一法師聽后，竟然立刻同意了這次會面。

到了約定之期，僧眾緊張又好奇地環伺于客堂之外。只見錢東亮一人徑直入內，弘一法師泰然自若，示意落座。四下寂靜，唯有佛號，在這強大的氣場下，“錢閻王”竟然有些慌了神，一時手足無措只剩尷尬。據弘一法師學僧廣義法師回憶，法師此時忽然開口道：“旅長，還是少殺生為是，上蒼忌殺，佛法戒殺，救人一命，勝造浮屠七級!”錢東亮聽罷作學生狀，連連恭敬稱是。又是一片沉寂之后，錢東亮自覺失禮悻悻而返。

雨中的承天寺，莊嚴肅穆。當年弘一法師即在該寺約見“錢閻王”錢東亮。(吳拏云 攝)

我們無法悉知，弘一法師在與獨立大隊(即閩中紅軍游擊隊)共處的時光里，弘一法師對共產黨有多少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弘一法師在目睹了“泉州事件”，聽聞了兩軍對待百姓的態度之后，能夠明白孰是孰非。弘一法師為保護泉州民眾，破例做出當面告誡“錢閻王”的舉動，就是最好的證明。

也是在這年仲冬，弘一法師為泉州承天寺結七念佛善友手書“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這是繼七七事變以來，弘一法師提出“愛國”“救國”的又一次吶喊。這份精神，既是號召佛弟子要擔起抗日救國的責任;也是向“錢閻王”這樣的國民黨軍申明，在全民抗日的當下，只有一心“救國”才是正途。

1938年仲冬，弘一法師手書“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于泉州承天寺內。

恤民說“良藥”

弘一法師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是一位思想開明、具有國際視野的先鋒人物。即便是出家以后，弘一法師仍然非常注重與各界人士的互動，與人交往時平和友善，為人處世一片光明，尤其深知宗教團結對社會穩定的重要性。面對不同宗教，弘一法師和諧處之，絕無高低成見;遇到惑民邪說，弘一法師則當仁不讓，守護莊嚴凈土。

1935年5月14日，經傳貫法師禮請，弘一法師駐錫惠安凈峰寺。一日，錢山小學校長莊連福，想上山拜謁弘一法師，結果傳貫法師聽聞他是基督徒，于是以信仰不同為由拒絕引薦。弘一法師知道以后，責令傳貫法師攜四件書法作品和一部《華嚴經》登門道歉。據莊連福晚年回憶，傳貫法師當時一直跪在教室門口等待。連福上前攙扶請他到室內喝茶，傳貫法師口稱賠罪，愧不肯坐，足見其心誠。

此事一傳開，弘一法師的舉動給當地基督徒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來便有不少基督信眾常到凈峰寺中聽法。弘一法師注重團結其他宗教，源自法師高尚的個人修養，也彰顯了佛家“方行等慈”的教義。弘一法師在自己記錄的《惠安弘法日記》中也寫道：“八月五日至七日為亡父忌日，講《行愿品》偈頌。七日聽者甚眾。聽眾多為基督徒。”

1941年5月15日，在傳貫法師的護持之下，弘一法師移錫晉江福林寺。福林寺位于龍湖鎮福林村檀林鄉，由于村中多有在南洋經商者，所以這里商賈往來、經濟繁榮。恰巧在檀林有一名擅長西醫的基督徒杜醫師，在檀林開設“杜安人診療所”，這年中秋節特地到福林寺拜謁弘一法師。弘一法師聽聞杜醫師雖然醫術高明，但診費昂貴，一般民眾承受不起。趁此機會，弘一法師特手書“不為自己求安樂，但愿眾生得離苦”相贈，并勸其體恤病患，普施貧苦，接濟民生。

晉江福林寺今照

1942年3月16日，身體已經漸趨羸弱的弘一法師，將自己隨身的西藥十四種贈送給杜醫師，還用“安人”作冠頭聯：“安寧萬邦，正需良藥;人我一相，乃謂大慈。”希望以此感化杜醫師。弘一法師以慈悲之心，曉以大義，深深影響了杜醫師。杜醫師致信弘一法師表達自己的慚愧、領受和感恩，他在信中寫道：“我希望良心會驅使我，把我既往的卑鄙、從前的罪惡，在可能范圍內，盡量地改革過來，效法師‘慈悲眾生’的婆心，真正地把‘關懷民瘼’的精神培植起業。”

當年4月3日，當杜醫師聽說弘一法師將要離開福林寺時，又致書撰辭深表折服之情：“此次法師亦以輕小我重大我之人生觀相示，使材知世之宗教僅可視為一規模之團體。而其最高尚標的，不外為共同之美德，如博愛、平等、慈悲等是也。”1942年6月18日端午節，杜醫師作四言古風，刻《弘一大法師飛掛福林寺紀念》木匾贈福林寺，記法師之德惠。該匾至今仍懸掛于福林寺。

四言古風木匾《弘一大法師飛掛福林寺紀念》

抗戰期間，總有人借亂世謀私利。當時在惠安一帶就有組織巧立名目招攬信徒，弘一法師隨即攜傳貫法師前往宣說正法，規勸群迷。更奇葩的是，還有人對外自稱“有秘籍承攬弘一法師”，企圖用弘一法師的名頭做不法之事。弘一法師識破邪行，干脆地說道：“要么老實念佛，要么加入溫陵養老院董事會做點實事。”犀利至此，可見弘一法師正直不阿的一面。

憂民付“遺囑”

“草(艸+積)不除，便覺眼前生意滿;庵門常掩，毋忘世上苦人多。”這是弘一法師1933年駐錫晉江草庵時所撰的藏頭聯。弘一法師曾在致俞嘯川居士的信中說：“此上聯隱含慈悲博愛之意。宋儒周、程、朱諸子文中，常有此類之言。即是觀天地生物氣象，而興起仁民愛物之懷也。”“仁民愛物”的說法非常契合弘一法師慈悲濟世的行止。

1938年11月27日，弘一法師在安海金墩宗祠講《佛法十疑略釋》，其中提道：“佛法非廢棄慈善事業……布施有二種，一曰財施，二曰法施。出家之佛徒，以法施為主，故應多致力于弘揚佛法……近年以來各地所發起建立之佛教學校、慈兒院、醫院、善堂、修橋、造涼亭乃至施米、施衣、施錢、施棺等事，皆時有所聞……”認為佛教慈善是對社會責任的擔當。

慈善是最為體現佛教“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現實意義和社會價值的事業。民國期間，受佛化運動的影響，各地寺院積極開辦學校、慈兒院、養老院等慈善機構。泉州佛教界先后設有泉州開元慈兒院、泉州婦人養老院、溫陵養老院、晉江平民救濟院等，弘一法師均親臨講法，饋贈墨寶。

泉州開元慈兒院由泉州開元寺倡辦，于1925年開始招生，專為孤苦無依的幼童提供棲身和學習的場所。1938年3月13日，院長葉青眼居士邀請弘一法師到泉州開元慈兒院做開示。講解后，弘一法師還親自為學生講授美術課，并為開元慈兒院仁壽童子公園手書“離垢清涼園”。

溫陵養老院是弘一法師經常居住的場所之一。1934年，旅滬富商伍澤民憐惜年邁孤苦老者無人贍養，考慮先前已有“泉州婦人養老院”，于是捐資兩千元，在歐陽詹不二祠、朱熹講學處之小山叢竹，開辦“泉州男子養老院”(又名“溫陵養老院”)，由葉青眼居士任院長。弘一法師曾在溫陵養老院補題“過化亭”。

過化亭今照

弘一法師前后五次蒞臨溫陵養老院，葉青眼居士對于弘一法師愛惜物力、慈悲老人的事跡尤為觸動。弘一法師在溫陵養老院居住期間，主動要求一天僅早中兩餐，每餐只要一兩個菜。最后一次居住時，弘一法師特地交代對他只要與養老院的其他老人一樣就行，吃住不要搞特殊化。抗戰期間物資匱乏，養老院提供給每人兩盒火柴。由于弘一法師與妙蓮法師同住，弘一法師圓寂后妙蓮法師依囑將火柴悉數奉還。葉青眼居士回憶，弘一法師在閩南弘法期間，“生活四事，無非三衣過冬，兩餐度日，數椽蘭若，一只粗椅而已”。

1942年，弘一法師(前排居中)與眾友人在泉州溫陵養老院過化亭留影。

1942年10月13日，弘一法師在溫陵養老院圓寂。先前，弘一法師已寫好預備寄給諸位友人的遺囑，并于圓寂前三天寫下最后絕筆“悲欣交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弘一法師最后一份口述遺囑，竟然是在圓寂前一天留給溫陵養老院董事會的。這份遺囑共四條：(一)請董事修臺(即指過化亭一部分破損應修葺處)。(二)請董事對老人開示凈土法門。(三)請董事議定，住院老人至八十歲，應舉為名譽董事，不負責任。(四)請董事審定湘籍老人，因已衰老，彼自己雖樂為助理治圃責任，應改為庶務，以減輕其負擔。

弘一法師圓寂后，弟子依其生前遺囑，運遺體至承天寺內焚化。今承天寺內有“弘一法師化身地”碑。(吳拏云 攝)

弘一法師“不為自己求安樂，但愿眾生得離苦”，在臨終前一日，仍心懷溫陵養老院的老人，推己及人，以至群生。真可謂用心良苦，悲愿宏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