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進各文明間的互惠性理解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銘銘

各位尊貴的來賓和親愛的老鄉們，我非常榮幸有機會回家來參與這個會議。

亞洲在過去五千年隨著農業基礎的高度發達，慢慢地形成了幾個文明中心，這些中心都跟城市文明有關系，他們需要在兩個方向跟其他的傳統形成交流，第一個方向是向下和小傳統互動，第二個方向是橫向和其他文明來往。但五千年的歷史經過我們學術前輩的積累，表明過去的五千年的發展，盡管很多文明都具有世界性的影響，但世界性的影響并沒有使他們變成唯一，文明永遠有不同。

過去一些年，中國提出了一套自己的世界理論，這一理論跟“一帶一路”的提法有關系，設想超出自己國家疆域的社會體系，想立足于本土，建設一種超越本土的世界觀和物質精神共同體。跟“一帶一路”概念提出相關的是命運共同體的概念，所謂的共同體顯然是想借助“路”和“帶”來形成一個超出國家范圍的世界體系。我自己認為，命運共同體似乎是很有意味的觀點，因為要讓不同國家的人民感到和別國的人民享有共同的命運，這需要有很多文化知識以至于宗教精神上的積累，我認為要做買賣，通過社會交往來形成一定的關系，這是比較容易的，但要形成命運共同體有很多前提條件，其中之一就是每個文明中的人都需要對自己有自尊，這種自尊又不能排斥對別的文明的敬仰和欣賞。

亞洲文化研究亟待建立多個科研基地，促成亞洲文明相互研究和互惠，有自己的基礎，才不會泛泛而談，形成一個共同體。

我是泉州人，我們這個地方歷史上發生過一個變化，在古代的歷史上，反倒是這個地方的一些文人對國外的事物，特別是對東南亞、印度、阿拉伯、伊朗很有興趣。隨著歷史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圓說自己地方的文化，到底歷史的變化是怎么發生的，我并不知道，但有一點是很清楚的，我似乎感覺到我們今天的學者應該回到過去，認識到歷史上也曾經存在過眾多的跨文明的研究，不應該局限于自言自語，自我圓說。 (記者謝宜萱)

斯里蘭卡與中國淵源深厚

——斯里蘭卡內政、西北省發展和文化部輔秘伯納德·瓦桑塔

中國和斯里蘭卡的聯系可以追溯到幾百年前，我在此非常榮幸地說，兩國的關系從古至今一直是誠摯友好的。無論任何時候，當我們遇到困難，中國總是義無反顧地提供支持。

我想說一下中國和斯里蘭卡的關系。幾百年前，中國的僧人來到斯里蘭卡，并于幾年后回到中國，帶回很多佛教經典文獻。這個例證代表了斯里蘭卡和中國的關系。明朝時，兩國的關系非常緊密，根據歷史文獻，斯里蘭卡的國王讓他的兒子前往中國，與中國的公主結婚后留在福建省居住。

我想再分享另外一個故事。鄭和下西洋到達約十五個國家，而斯里蘭卡就到過六次，這發生在明朝。那時兩國的關系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強。2013年，在斯里蘭卡，我們為了紀念鄭和建了美術博物館，展示鄭和與他的船隊從大型戰艦上登陸的情形。這個博物館吸引了很多中國游客。斯里蘭卡還擁有鄭和的雕像。而通過絲綢之路，很多中國的絲綢和瓷器才得以進入到斯里蘭卡。

今天有很多人來參加這個論壇，我相信“一帶一路”是一個新的平臺，沿線的國家會因此進一步加強藝術、舞蹈等各方面的交流。希望不僅是文化方面的交流，我們之間的聯系也能夠借著“一帶一路”進一步加強。(記者石偉琴)

各國合作加強非遺保護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中央文史館館員田青

在座所有人都清楚“一帶一路”。古代的絲綢之路傳播的不僅是絲綢、茶葉、瓷器，還有非物質的文化，佛教就是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并在東南亞廣泛傳播。在中國歷史上，唐代的文化發展水平曾是亞洲的高峰，當時長安就匯集了絲綢之路上幾乎所有國家的音樂，這些音樂至今仍然保留。

我們要感謝泉州，它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保留了很多古代了不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一直到今天仍然在發光，如南音就是從泉州傳播到東南亞的。所以我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性，就是在政治互信、經濟交融時保持所有民族文化的差異性、完整性。在這一點上，我們有很多工作要做。

首先沿線國家可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方面互相學習。日本第一個在全世界公布保護文化遺產的法律，韓國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頒布了文化遺產的保護法，這些都給中國的非遺保護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中國的非遺保護雖然起步晚，但在進入21世紀之后，不但立法，而且通過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全國普查，建立了四級保護體系。

其次探討多種保護途徑。比如亞洲有一些國家的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共享的，能不能幾個國家聯合申報?已經由各個國家單獨申報成功的遺產，能不能大家攜手共同來保護?

如果亞洲國家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過程中互相幫助、提供經驗，甚至成立合作機構，對今天“一帶一路”的建設就是一個福音。除了政治互信、經濟交融之外，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交流。 (記者石偉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