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時提到，將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推動鐵路、電力、通信等中國裝備走向世界。

促進我國重大裝備和優勢產能“走出去”，優化外貿結構，既能促進國內產業轉型升級，也對構建互利共贏新格局意義重大。

出口獲融資保證

自2014年下半年以來，國務院常務會議就數次討論和部署加快鐵路、核電、建材生產等中國裝備“走出去”。政府力推，裝備制造業逐漸成為我國新的經濟增長極。目前，一系列鼓勵和扶持政策相繼出臺，部分初期探索項目也陸續落地。

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裝備制造業出口額達2.1萬億元，占全部產品出口收入的17%，電力、通信、石化、航空等大型成套設備出口呈快速增長勢頭。其中，出口鐵路設備267.7億元，比上年增長22.6%。

僅核電方面，我國與巴基斯坦合作已承建6臺壓水堆核電機組，總裝機容量達340萬千瓦;中國核電企業在加拿大、英國、羅馬尼亞、法國、西班牙、哈薩克斯坦等國合作順利推進;此外，我國自主研發的三代核電“華龍一號”成功出口阿根廷。

1月28日國務院會議強調，推動中國裝備走出去，開展國際產能合作，是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的必然需求。這不僅有利于當前經濟發展，更是推動產業轉型升級，推動中國經濟從中低端走向中高端邁進的重大機遇。

為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會議中強調，將“擴大出口信用保險規模，對大型成套設備出口融資應保盡保”。

如何保證對大型成套設備出口融資?經濟學家宋清輝指出，將主要通過商業銀行，來實現加大對重大裝備設計、制造等全產業鏈的支持力度，并通過政策性銀行等金融機構，采取基金、債券等方式，保證為我國的制造業“出海”，提供長期外匯資金支持。

產業結構邁向中高端

報告同時指出，將大力調整產業結構，支持發展移動互聯網、高端裝備指導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同時，推動產業結構邁向中高端。制造業是我國的優勢產業。要實施“中國制造2025”，堅持創新驅動、智能轉型、強化基礎、綠色發展，加快從制造大國轉向制造強國。

改革開放初期，一些國家把大批生產線轉移到我國沿海地區，“中國制造”風靡全球。我國出口主力軍長期停留在紡織品等低附加值產品中，大而不強、多而不精，這種“中國制造”被冠以“低端廉價”頭銜。

宋清輝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面對世界制造業競爭格局，必須在技術創新和人才培養兩個關鍵核心方面再下功夫。”他在和記者談及近日中國游客搶購“made in China”的電飯煲時表示，這需要我們反思，為什么沒有“design in China”的產品被中國消費者搶購。

可喜的是，這種情況現在已經有所改觀。宋清輝表示，中國正在從“世界工廠”向資本輸出國轉變，特別是以高鐵、核電為代表的中國裝備制造業，以質優價廉的優勢贏得國際認可，成為中國制造的新“名片”。

我國高鐵、核電裝備制造業的“出海”成績，開始了我國從“產品輸出”到“產業輸出”的轉變。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王曉濤表示，將率先開拓鐵路、核電等重大裝備的國際市場，同時，支持其他裝備走出去，并開展產能的國際合作。

為推動傳統產業技術改造，報告指出，將采取財政貼息、加速折舊等措施，同時堅持有保有壓，化解過剩產能，支持企業兼并重組，在市場競爭中優勝劣汰。并進一步促進工業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開發利用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等技術，著力在一些關鍵領域搶占先機、取得突破。

提升海外權益保障

為使中國企業走得出、走得穩，報告在提出拓寬外匯儲備運用渠道，健全金融、信息、法律、領事保護服務的同時，強調要注重風險防范，提高海外權益保障能力。

“一帶一路”戰略為中國企業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也助高鐵、核電等中國裝備快速“走出去”。中國公共外交協會秘書長宋榮華表示，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我國將在沿線國家發展能源在外、資源在外、市場在外的“三頭在外”的產業，進而帶動產品、設備和勞務輸出。

由于“一帶一路”大多沿線國家尚處在工業化初期階段，不少國家的經濟高度依賴能源、礦產等資源性行業，中國有能力向這些國家提供各種機械和交通運輸設備等，處于產業鏈的相對高點。裝備制造、交通運輸、基礎設施建設、基建原材料等多個行業將直接從中收益。

在“一路一帶”戰略的支持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無疑邁得更穩、更扎實，但是，在隨著“一帶一路”助推我國企業海外投資步伐的加快的同時，地域、政治、法律等諸多風險因素不斷凸顯。

宋清輝告訴本報記者：“綜合來看，主要有三個方面的風險和困境，一是政治信用風險、海外上市風險、并購風險，如墨西哥政府突然取消中國高鐵項目;二是語言困境、法律條款限制等;三是項目的終止、毀約、綁架等等，這些都會使國內企業面臨大額損失。” 他表示，我們在走出去的同時，要做好風險應對準備。

工業和信息化部裝備工業司副巡視員曹鋼認為，完善支持政策、做好配套的財政金融保障是風險防控的關鍵。

“這些風險的發生，往往是由于企業的對外戰略投資模糊、缺乏國際經營經驗、投資決策機制和防范風險的意識不足，以及專業人才匱乏有很大關系。”宋清輝還指出，這也和我國政府在企業“走出去”方面存在的制度缺失有關，需進一步完善。